昨天，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“媒介运作：人类传播与世代更替”——传播与中国·复旦论坛（2026）开幕，这是该论坛连续举办的第二十届。
开幕式结束后，“从复旦出发的‘传播学在中国’”系列对谈第二期举行。对谈以“从复旦出发：全球视野中的中国传播学”为题，邀请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荣休讲座教授、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祝建华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孙玮，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传播系主任、教授刘海龙分别发言。
祝建华以“实证精神、理论追求、国际视野：从复旦出发的‘传播学在中国’路径之一”为题，回顾个人的求学和研究经历。祝建华在导师陈元昭建议下学习概率论与统计学，参与传播理论著作的译介，并在翻译过程中查阅相关研究的原始论文。以网络抽样研究为例，他指出，网络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性，使传统抽样所依赖的独立性假设难以直接成立。谈及国际视野，他展示了长期跟踪国际传播学期刊发表情况的结果：美国学者发表论文所占比例逐渐下降，中国等国的学术参与比例不断提高。他认为，“实证精神、理论追求、国际视野”并非彼此分离的阶段，而是可以贯穿研究始终、相互联系的取向。
孙玮以“以城市为媒介：探索中国传播研究的新范式”为题，回顾了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自2011年确立“城市传播”研究方向以来的学术探索：以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为基础，将城市视为媒介，汇聚新闻传播、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政治、艺术、建筑等学科和专业的不同视角，围绕技术、空间、交往与社会关系展开研究，并通过学术论坛、国际合作、贯通业界、系列出版以及创建城市传播、数智媒介新课程等方式积累研究成果，将城市传播的研究落到城市治理、城市文化塑造、城市国际传播等现实场景中。
最后，刘海龙以“从‘西方传播学’到‘传播学’：传播研究和中国实践的互构”为题，提出一个历史问题：新闻学与传播研究在20世纪初相继进入中国，为何新闻学逐渐被视为本土学科，传播学却长期带有“西方”的标签？今天传统新闻媒体面临困境，自媒体、短视频、网络直播、播客等形式却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，社会传播的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。他指出，传统媒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失去研究空间，从更加广泛的社会传播实践出发重新认识研究对象，传播学反而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
在讨论人工智能对学科发展的挑战时，祝建华提出，人工智能对不同学科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。大语言模型虽然能够快速生成模拟调查数据，但目前难以替代来自真实研究对象的可靠经验材料。他特别谈到追踪调查等方法在数据准确性与真实性方面的价值，并提出在机器生成数据日益增多的时代，需要重新明确实证研究可以依赖的科学标准。
孙玮则指出，传播活动正在迎来黄金时代，传播研究的黄金时代却未必自然属于现有的传播学研究者，关键在于能否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、找到合适的方法。她进一步解释，中国媒介学中的“中国”意味着具体历史经验与研究情境，而非按国别区分理论；媒介研究还需要拉长历史视野。
刘海龙从理论与文化的角度作出回应。他以人工智能围棋的发展为例指出，机器可以依靠数据与计算找到有效的行动方案，人却仍然需要借助理论理解这些结果的意义。对于传播研究而言，理解人在技术环境中的生存处境、讨论人类如何与机器共同生活，是无法回避的问题。他还强调，技术的发展始终受到具体社会制度和文化条件的影响，同一种技术在不同国家可能形成不同的实践形态。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，由此也提供了值得传播学进一步研究的现实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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